文、图/三闾后人

屈大均（1630—1696），号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县沙亭乡人（宋元明清时的沙亭乡含现在的化龙镇沙亭村、莘汀村，新造镇思贤村，屈大均为今新造镇思贤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

屈大均像

岭南初成

——弱冠即已名动

屈大均年幼家贫，曾被寄养在南海县西场邵氏家，初名邵龙，号非池。15岁时，父亲带他回番禺故乡祭祖，并且复姓屈氏。明亡后，屈大均追随其师陈邦彦抗击清军。

屈大均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屈宜遇虽然从医，但颇有儒学素养，他嗜书如命，曾经对大均说：“吾以书为田，将以遗汝。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他严督大均学业，亲自讲解，大均每夜“读书三十页，晨起父前背诵，不遗一字”。13岁能文，14岁善诗文，同里人结西园诗社。“孝廉曾起莘奇之，俾从陈邦彦学于粤秀山，试辄冠其曹。”15岁时，屈大均的才学已经开始引起乡人的惊讶，同县举人曾起莘（即大名鼎鼎的海云寺住持天然和尚）推荐他就学于当时在越秀山下讲学的顺德人陈邦彦名下。

屈大均曾赋诗记述了当年读书情形和自己的远大抱负：

“忆昔从师粤秀峰，授书不与经师同。

捭阖阴谋传鬼谷，支离绝技学屠龙。”

对于屈大均来说，在越秀山下求学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令世人惊讶的博学、贯穿一生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为人之道、对家国的深切眷恋，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陈邦彦以文行见重于时，为人刚直重气节，他所教授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对屈大均影响尤深。受业期间，屈大均和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互相切磋学问，后来两人与梁佩兰一起并称为“岭南三大家”。

屈大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现存诗歌六千多首。他的诗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民族斗争精神。由于一生为反清斗争而奔波跋涉，险阻艰难，备尝其苦，因此其诗不论是揭露清兵暴行，表现亡国惨痛，还是写人民苦难、个人遭际，都感情浓烈，慷慨有奇气。清初内阁大学士徐嘉炎在《道援堂诗集序》中说：“翁山少值流离，方袍圆相，走齐鲁燕晋诸地。所历残圩废垒，重关古戌，有可慨于中者，徘徊凭吊，长歌当哭，识者知其有托而逃。……酒酣可热，纵谈古今兴衰治乱忠孝节烈之事，往往吟性勃发，千年会赴。”屈大均的诗歌创作，代表了清初岭南诗坛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冠。“清初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比较活跃的时代，其成就也超过了明代。”

岭外之行

——深交名人志士

屈大均一生，与岭外人交往之广泛、友谊之笃深、联系之密切、层面之复杂，较历史上其他岭南名士突出。这方面的活动，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他的诗风文名、思想意识乃至清初岭内外文化交流都有较大的影响。

屈大均一生岭外之行共有五次，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且北上东北辽东，西出雁门关，范围几及半个中国。从首次越岭至不再出岭，前后近30年，在岭外时间约合13年，交往十分广泛。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诗坛盟主、大学者、浙江人朱彝尊入粤，与屈大均结为知己。回江南后，将屈大均等人的诗词作品带回江南，屈大均的诗名远播海内。后来，屈大均北上，遍访江南，经朱彝尊之介绍，屈大均结识了一大批著名诗人学者及反清志士，如顾炎武、王士祯、毛奇龄、钱谦益、魏畊等。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攻陷广州，次年，陈邦彦、陈子仕、张家玉等人举旗抗清。屈大均投奔陈邦彦，17岁的他独领一队，“矢尽犹争先”。各路反清义军相约围攻广州不克，终于兵败，陈邦彦被杀。屈大均后来前往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上《中兴六大典书》，不久因父亲病危急归。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北游，并结识了李因笃、傅山等文人志士。

思贤亭记

屈大均全集

康熙六年(1666年)，顾炎武在山西与屈大均首次见面。他对小他17岁的屈大均也早有所闻，一见如故。诗赠大均：

“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

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尊十日留。

独漉泥深苍隼没，五羊天远白云秋。

谁怜函谷东来后，斑马萧萧一敝裘。”

诗中表达了顾炎武与屈大均相识的欣喜之情及对屈氏诗作的赞赏。还赠屈大均“君追孔氏诸麟书，我学三闾持橘颂”等诗句，可见他俩志向之同。屈大均也作诗回赠：

“雁门北接尝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

天上三关横朔漠，云中八水会浑河。

飘令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

我欲金籍图五岳，相从先向曲阳过。”

刻苦读书固然是促使屈大均诗风改变的一个因素，而他的经历及受岭外人士的直接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抗争过程中，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战火中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使他的诗风逐渐以刚健苍凉代替了早期的飘逸华丽，奔放的浪漫主义与写实的现实主义熔铸一起，形成岭南大家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屈大均给儿子留下遗嘱：“吾死后，以幅巾、深衣、大带为殓。大带书碣‘明之遗民’。墓亭书‘孝子仁人求我友，罗威唐颂是我师。’”罗威、唐颂均为番禺先贤，或终生不仕，或德政爱民。次年，大均逝世，终年66岁。

屈大均一生历尽磨难而明心守志。他多次出岭外政治目的在于联络明之遗民，结交抗清义士，寻求志同道合者，并有所作为。他广交遗民义士，搜集中原与岭南抗清成仁义士事迹，写成《皇明四朝成仁录》，收有137篇传。褒奖仁人，宣扬节义之意义，则是昭然若揭。该书成集，有不少素材即赖于岭外人士提供。

顺治十五年（1658年），屈大均北上至京师，循崇祯帝故迹以吊念。第二年三月，屈大均在金陵与一帮明朝遗民集于南陔草堂为崇祯帝设祭行礼。几年后，大均回到广东，与陈子升、陈恭尹等南海、番禺等地朋友聚集于西郊草堂，座上十数人，除梁佩兰外，其余的都隐居于市不为清廷服务。可见屈大均与岭外人士交往不仅自己受到激励，还通过他影响、感染到岭南义士。

屈大均墓道

《广东新语》

——商品经济先驱

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的历史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开始步入历史舞台，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屈大均主张为人不尚虚华，为学不尚空谈，做事讲求实用，这一思想尤其表现在他注重国计民生，关心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屈大均身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作为思想家，他比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挣脱传统的束缚，以博大开放的胸襟欢迎并赞赏这场巨大的变革，他高度肯定了岭南发达的商品经济，赞美粤人的商品意识，描绘发财致富的动人景象。他的代表作之一《广东新语》，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的科学技术论著，但有学者统计其涉及科技问题的篇幅占了全书的68%，有十万字是属于农业方面的内容，还有三分之二是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记载，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广东的经济发展概貌。有些学者还专门探讨了屈大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认为他注重科学实践，侧重综合研究和哲学概括，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此外，西方文化在明清之际已开始渗入岭南，这对于屈大均也产生了较深的思想影响，并形成了某种新潮的文化观念。从屈大均所撰《广东新语》的内容看，他已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对于海外贸易显得特别关注，他曾写《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词中反映了屈大均已深刻认识到开展对外贸易，面向东西二洋，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他对西方先进科技的物品，诸如玻璃镜、望远镜、显微镜、自鸣钟、海洋图、地球仪等舶来品大加赞赏，这在当时应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开放意识。

《广东新语》集各史志之所长，记述详实，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历来评价极高，当代学者誉之为“广东大百科”。更具开创性的是，屈大均树立了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经世致用史学，并且“以诗为史”，在从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中起着先驱的作用。

屈大均去世后，顾炎武的学生、翰林学士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对此书经世致用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序言中提到：“先生中年敛华就实，留心世故，练达多通，有用世才，非词人墨客大言无当者比”。《广东新语》是屈大均提倡经世致用的一部“实学”之作。

屈大均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岭南商品经济呐喊助威，发挥了思想先驱的作用。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传统观念在近代的转变已经在屈大均身上逐渐产生了，作为岭南社会率先走向近代化的一位思想先驱，屈大均对后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屈大均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岭南文化从封建社会末期走向近代社会阶段，明末清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屈大均在这一时期中成了承先启后的人物，他为岭南文化向近代发展做好了思想启蒙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大均的思想与顾炎武、王夫之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带有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色彩，屈大均无论在建立学术思想，改革研究方法，或是端正学术风气都有过杰出的贡献，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屈大均祖祠--屈氏大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