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梁方仲

文、图/林干

梁方仲

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古村（原属番禺）的荣西里，有一座名为“左垣家塾”的清代建筑，这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十三行行商所建历史遗物。而这座建筑的主人则是十三行行商、黄埔村人梁经国。“左垣家塾”不简单，行商后人从这里走出七代名人。其中，子辈梁纶枢继承天宝行后获二品官衔（清代商人能取得的最高官衔），子辈梁同新（原名纶机，为清朝的顺天府尹）、孙辈梁肇煌（曾代左宗棠行代理两江总督）和梁肇晋（礼部主事）皆为进士；曾孙辈梁庆桂是晚清广东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与康有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后赴北美创办了12所侨民学校，人称“华侨教育开山祖”；第五代后人梁广照为刑部主事，主张收回粤汉铁路权自修铁路；第六代后人梁方仲和梁嘉彬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七代孙梁承邺是广州市华南植物研究所的水稻育种专家。可以说每一位都是国之栋梁。第六代孙梁方仲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

用集之大成者形容梁方仲对家族的继承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你看，祖上既有十三行行商梁经国、梁纶枢这样的商家大贾，也有梁庆桂、梁广照这样的学者教育家。作为广州十三行商后裔，梁方仲做学问以研究经济史为起步，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既讲经济又从事教育，梁氏家族的两大传统集于一身。

《一条鞭法》奠定史学地位

梁方仲（1908－1970），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黄埔村人。原名梁嘉官，是梁广照的第三子。当年梁广照在北京为官，梁方仲于1908年出生在北京。他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入读农学系、西洋文学系、经济系，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随即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或者是因为血管里流淌十三行行商梁经国的血脉缘故，梁方仲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有极大的兴趣。1934年５月，他与汤象龙、吴晗、

罗尔纲、夏鼐等组织“史学研究会”，在《中央日报》和《益世报》开辟《史学》专刊，倡导“新史学”，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从近十万件故宫档案中梳扒整理出大量明代经济史资料。1936年，梁方仲发表长篇论文《一条鞭法》，开创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王朝制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新路径，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次年该文被翻译成日文，50年代又被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印行，1970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刊，又将该文列为该丛刊第一号重印出版。费正清教授专门为该文英文本撰写《前言》，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的价值。梁方仲围绕明代一条鞭法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是学术界公认的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被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被公认为当代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为明清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34年梁方仲在北京与吴晗等史学研究会发起人合照.自左∶1吴晗2谷霁光5夏鼐6梁方仲,右1汤象龙

考察延安向往进步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所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研究院西撤，梁方仲随之迁往四川省宜宾市郊的李庄镇，在那里度过了数年清贫艰苦的研究生活。

梁方仲不是一位只会钻象牙之塔的书斋式学者，他在社会研究所期间，特别重视当代中国社会土地、赋税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领域的研究。 梁方仲曾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他的译本后来因故没有出版，但斯诺笔下的延安却令梁方仲神往。1938年，陕西一地方专员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套土地改革方案，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希望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派员前往陕西等地区调查，梁方仲因有土地调查的经验，且跟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也有过交往，任务最后落在他的身上。临行前，董必武给梁方仲写了一封介绍信：“伯渠、（伍）云甫同志：兹介绍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方仲先生拟赴陕考察土地经济问题，我们已电告延安，兹将介绍前来接洽，以招待。”

梁方仲此行对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考察，第一站即从西安到达延安，当时陪同他去的是宋时轮将军。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告诉他，他们的土地政策已经有了很大调整，地主也可以分到一份土地，梁方仲对此很感兴趣。他除做了大量实际调查工作外，还参加了延安的一些文化活动，听过毛泽东两次讲话，还接触了王稼祥、周扬、丁玲、冼星海等人，与他们做了深入交谈，了解到延安不少社会情况，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到研究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

岭南治学一代大师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1946年9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1947年４月梁方仲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患病，梁方仲代理其主持所务。

1949年2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此时，北方炮声日隆，梁方仲归程受阻。3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梁方仲就此回到故乡广东，留在岭南。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叶公超、朱家骅等极力劝说梁方仲前往台湾，叶公超与梁方仲是世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但梁不为所动。当时也有哈佛等国外大学欲聘其前往任教。

1949年与1950年，他在岭南大学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他在讲课和指导学生论文时，强调“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做’”。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梁方仲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研究生导师。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被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为明清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尊师重友佳话连篇

梁方仲就读于清华大学时，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两人存有师生之谊。回到岭南后，梁与陈成为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们又共同执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解放初期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人才济济，教授中列名前四的为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但梁方仲仍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对其敬重有加。

1953年至1955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轮流开设两门选修课：《两晋南北朝史料》和《元白诗证史》。梁方仲以教授身份，与选修生并排而坐，静气聆听，细心笔录，沉浸于“金明馆”的教泽之中。梁方仲之子梁承邺保存有两册父亲听陈寅恪讲课的笔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方仲敬师之虔诚和治学之认真。

梁方仲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成就了好朋友、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绝世爱情。

姑娘名叫袁震，原名袁震之，出身于湖北老河口的一个书香门第，年长吴晗2岁。袁震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9岁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的袁震，在老师张佳敏的帮助下，于1930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

袁震在清华大学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非凡的才华，先后发表了《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论文，成为清华赫赫有名的才女。1934年春，就在袁震即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却染上了肺病，不得不退学。袁震在北平举目无亲，无法养活自己，加之治病还需要很多钱，她只好靠老师张佳敏的表兄吴之椿接济。后来，吴之椿到青岛工作，便改由梁方仲照顾袁震。梁方仲一直尽心尽力照顾袁震。

这天，梁方仲到医院看袁震，身后跟着一个儒雅的年轻人。袁震看到他们进来，正要起身致意，被梁方仲拦住了。梁方仲说道:“我要去广州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挚友吴晗先生，我不在的时候就由他来照顾你。”“吴晗！你就是那个连胡适之先生都争着要聘你去任教的吴先生吗?”梁方仲一介绍完，袁震就瞪大了眼睛问吴晗。

中山大学经济系1953年毕业同学与老师们合影（前排右四为梁方仲）

吴晗答道:“见笑，见笑，胡适之先生的学问、人品我都是仰慕的，只是我是清华培养的，首先应该为本校效力呀!”梁方仲说:“吴先生已正式被清华聘请留用，蒋主任十分器重他，免了助教这一台阶，直接破格聘请他为教员。”

袁震羡慕地说:“吴先生，你可真是春风得意呀!”吴晗被说得不好意思，连连摆手:“哪里，哪里！袁同学你过奖了！”出乎吴晗意料的是，

袁震接着就谈起了他早期发表的几篇论文。吴晗不由得惊异道:“你看过我的那几篇拙作！?”“非但看过，还颇有印象呢!”接着，袁震便侃侃而谈，她的独到见解，令吴晗这个一直潜心在书斋中做学问的才子耳目一新，不由得击掌称道:“你真不愧是一个才女，令我辈汗颜也！”

梁方仲引见的吴晗与袁震的第一次会面很快就结束了，袁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吴晗认定袁震是他的终身伴侣，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渐渐身体复原，1939年10月，而立之年的吴晗和年已32岁的袁震在经过种种磨难和深沉的心与心的撞击，长期用心血浇灌、培育的爱情之花终于结果了。他们在简朴的小屋里举行了婚礼，向世人昭示了爱情的伟大和力量。而他们一直对“媒人”梁方仲心存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来广州，吴晗都到梁方仲家拜访老朋友。

方仲与助手汤明燧

淡泊名利正直为人

梁方仲是五四以来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一出生即处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痛苦转型中，期间伴随着家国变故、朝代更替、内战外战，在各种思想力量的激烈交锋下，他们的思想时常经历着幻灭、重建再撕裂的痛苦循环；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有着国外求学、游历的经历，他们面临着既要解释传统中国，又要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双重学术任务，这样的双重任务注定了这一代学人将成为旧学术体系的集大成者或者新学术体系的开创者。

梁方仲出身官宦世家，但他对名利看得极淡，对政治不热衷，但是为人正直，为了学问甘于忍受书斋寂寞，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仕宦门第子弟以及学界名流，他在早期生涯认识了不少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政要员，他早就有无数的机会寻求名利。但他一生从未利用过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

他的老师陶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几次要求他到北京担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但梁方仲没有北上。

但他对朋友绝不冷漠，甚至敢为朋友深陷政治泥潭。在吴晗最艰难的时期，他是少有的敢为吴晗喊冤的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能够顶得住政治压力公开支持吴晗，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吴晗，他被打成“吴晗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关进牛棚。正是梁方仲在为人上的单纯，造就了他的学术成就，或者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因为他对学术的投入影响了他的为人。

从学术上说，梁方仲虽然选择了明代赋税制度为一生研究的切入点，但他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并将这种解释投射到现实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怀上来。甚至可以说，关怀中国历史文化、关怀中国现实社会，才是他一生的根本志趣。他明白自己的个人力量局限以及学术研究从小处着手的道理，所以他选择了从最艰苦的农村调查、资料搜集开始，从一个个小问题开始，进行最踏实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达至化境之时，他才将它们一一展开。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他生前未发表的大量日记、手稿、读书札记，就会发现梁方仲的阅读领域不仅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对文献版本、哲学思想、科学技术都有不少涉猎并有不少独到见解。笔者20世纪90年代参与黄埔古港和古村研究，与梁方仲之子梁承邺老师过从甚密，根据梁承邺先生的回忆，梁方仲先生对诗词文学同样有广泛爱好。很明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大量阅读，一定培养了梁方仲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怀以及对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兴趣。当然，黄埔村特定的环境，让荣西里一条小巷走出七代名人更是应了那句古语——地灵人杰。